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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宠物”:中国历史上的祥瑞(图)

来源: 新周刊   作者:  2014-10-26 10:36:42
在两千年帝制历史中,祥瑞是不可或缺的玩意,它以天象、动物、植物、石头等形态出现。如周武王伐纣,就有著名的“凤鸣岐山”祥瑞;曹丕篡汉时,就有麒麟降生、凤凰来仪和黄龙出现等祥瑞。清朝最不在乎祥瑞的皇帝是康熙,《清史稿》中有多次康熙拒绝献瑞的记载。

  在两千年帝制历史中,祥瑞是不可或缺的玩意,它以天象、动物、植物、石头等形态出现。皇帝需要它雪中送炭、锦上添花,官员百姓需要它为自己铺就晋身之路。

  大明永乐十二年,榜葛剌的贡使来朝,他们送来了一种比较奇特的动物,“前足高九尺,后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动物一上岸,就有好事者大呼:“这不就是麒麟吗?”

  在中国古代的瑞兽里,麒麟绝对是稳占头把交椅的畜生,只是麒麟到底是啥玩意,谁也没有个定论。但此时,番外之人进献的畜生,和传说中长角的麒麟岂不就是“一模一样”吗?

  于是官员们激动了,翰林院修撰沈度连忙施展生花妙笔写下《瑞应麒麟颂》,这样的瑞兽只有太平盛世才会出现,“臣闻圣人有仁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

  麒麟出,那自己不就是圣人了吗?永乐皇帝心花怒放,他命宫中画师花了一幅《明人画麒麟沈度颂》以传后世。今人终于看到了这只麒麟的真容——就是一头长颈鹿。

  长颈鹿成了祥瑞,是中国古代一出经典的祥瑞喜剧,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是开国之君还是守成之主,是政治清明还是腐朽黑暗,祥瑞都是政治中的一部分。有时,祥瑞是太平盛世的锦上添花,有时则关乎政权或帝王的合法性,有时甚至是王朝的救命稻草。

  祥瑞概念与“天人感应”

  祥瑞又称符瑞,儒家将之定义为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祥瑞种类极多,“五灵”等级最高,也就是麒麟、凤凰、龟、龙和白虎,有“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的说法,之后则是大瑞、上瑞、中瑞、下瑞。

  《新唐书》记载:“凡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二十有八;苍鸟、赤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简单来说,大瑞多为天象,上瑞多是走兽,中瑞则是飞禽,下瑞是植物。唐代之后,祥瑞品种不断增加,铜鼎、铜钟、玉壁等礼器也被列为瑞物,统称“杂瑞”。

  祥瑞的政治化诠释起源很早,《淮南子》中有将黄帝的政绩政声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的记载。在目前已发现的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学界有人考证,该墙刻辞中的“白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

  西汉时期,董仲舒正式确立了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有意识,可以看到世间一切。若君王无道,天降灾异,若君王有德,天降祥瑞以褒奖。儒家体系逐渐将其泛道德化,变成了“人在做,天在看”以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通俗价值观。

  祥瑞还关乎改朝换代的合法性。古代王朝更替频繁,天命的呈现方式是“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也就是祥瑞。如周武王伐纣,就有著名的“凤鸣岐山”祥瑞;曹丕篡汉时,就有麒麟降生、凤凰来仪和黄龙出现等祥瑞。

  祥瑞和与之相对的灾异还有个重要作用,即儒家的参政工具,是君臣之间的平衡器。每当臣子要劝诫君王时,常以灾异为引子,将之归为君王某种不当行为引发的上天惩罚,以此约束君王。两汉时期,眭孟、夏侯胜和刘向等人都曾通过祥瑞和灾异劝诫帝王。

  更多时候,臣子以祥瑞为工具,谋取利益,如进行劝进,或当成政绩。同样是两汉时期,又有“两汉多凤凰”、“光武信谶书”的说法,以祥瑞渲染政绩甚至是两汉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生态。正因为祥瑞能够获利,使其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造假灾区。


  皇帝出生必有祥瑞——天降异象

  在野史中,号称“真命天子”的皇帝出生时都必须有异象,也就是祥瑞。

  汉高祖刘邦出生前,号称他妈在大泽旁睡觉,梦中与化身为龙的神灵苟合,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沈约认为“符瑞之义大矣”,因此在编纂《宋书》时首创《符瑞志》,对两汉以来的祥瑞进行了总结。作为他的领导,刘宋武帝刘裕自然值得大书特书。刘裕出生时有异象,“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

  此外,孙权出生前,其母“梦日入怀”。魏文帝曹丕“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圜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征,非人臣之气”。东晋元帝司马睿出生时也是“有光照室,室内尽明”。

  类似记载还有很多,隋炀帝杨广出生时“有红光竟天,宫中甚惊,是时牛马皆鸣”。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三日而去”。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宋真宗出生前,“五星从镇星聚奎”。

  宋英宗生时,“赤光满堂或见黄龙游光中”。

  宋神宗生时“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刘秀的诞生更是奇异,《符瑞志》载,“时有赤光,室中尽明”。此外,还有嘉禾出现,“一茎九穗,异于凡禾,县界大丰,故名光武曰秀”。

  名臣的出生或上任也往往会有祥瑞出现,最知名的当属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文天祥。文天祥出生时,据说文家屋顶有云霞笼罩,而且其父文仪对此子寄望甚高,故取字“天祥”,后又以“天祥”二字为名。

  文天祥本人也曾被当成大宋朝的祥瑞,其名字有“天之祥,宋之瑞”之意。他成年后赴京赶考,宋理宗见到其名字时,眼前一亮,朱笔一挥,将笔试名列第七的他点为状元。

  帝王的执政合法性需要祥瑞站台

  无论是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王朝,还是以禅让方式取得帝位的政权,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表明自己顺应天命,都会努力制造祥瑞。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牝鸡司晨”可谓大忌。女性当政的代表人物当属武则天,为了把大忌变成天命,她无比热爱祥瑞,不但笑纳官员们伪造的祥瑞,还主动参与制造。

  武则天首先授意侄子武承嗣,暗中安排人在一块白石上刻紫砂文字“圣母临水,永昌帝业”,然后让唐同泰进献,称此奇石在洛水中掘出。武则天借此奇石,自加尊号“圣母神皇”。这出“拜洛受图”不但宣布了武则天的执政合法性,还向群臣宣布了一条进身之阶。

  此后,有人称在并州文水县得到一块石头,上有“武兴”二字,武则天自然喜欢这二字,重赏其人不说,还把文水县改名为武兴县。

  有位胡庆用红漆在一只龟的肚子上写上“天子万万年”的字样,当成瑞物呈送。凤阁侍郎李昭德拿刀子把红漆字刮掉,奏请武则天治献瑞者欺君之罪。可武则天却说此人虽然造假,但用心不坏,可以宽恕。

  连监狱都响应了祥瑞运动。当时,刑部关押着三百余名将要秋后问斩的犯人。有人与之勾结,先是在囚房外伪造五尺长的巨人脚印,然后囚犯半夜喧闹,对狱长说看到了一个金面巨人,说囚犯都是冤枉的,但不用担心,天子即将大赦天下。

  为了应验这个巨人脚印,武则天改年号为大足元年并大赦天下。只是“大足”年号仅仅维持一年,便改元“长安”,不知缘由。


  宋太祖赵匡胤的死和宋太宗赵光义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其间传说极多,总之就一条赵光义的皇位来路不正,到了太宗儿子宋真宗时,制造祥瑞就成了首位的政治工作。

  因此,宋真宗不惜贿赂自己的执宰王旦,为自己制造的祥瑞背书。于是大宋各地也纷纷放卫星,有人献“嘉禾”,有人称“龙见于云中”,陕州官府竟然胆大包天,不惜以“黄河清”这个著名祥瑞题材哄官家高兴。

  献瑞运动中的参与者并非只有投机分子,也有忠臣。名相寇准在此前曾因谗言被贬出汴梁。他见官家醉心祥瑞,于是不顾世人非议,将所谓的天书献给了宋真宗。一向唱反调的寇准竟然转性,当然令宋真宗惊喜不已,于是再度拜其为相。

  在继位合法性的拷问中,宋真宗拍马都追不上清朝的雍正帝,早在雍正即位之初,关于他擅改遗诏、弑君篡位的传闻就开始流传。为昭示自己即位是秉承天意,雍正搬出了“祥瑞”。

  据《养吉斋从录》记载,雍正刚登基时就有神草出现。他在位仅仅十三年,期间有五星连珠,黄河清等祥瑞,嘉禾等更是不计其数,景星、庆云频频出现。

  不过,雍正也不是什么祥瑞都照单全收。雍正十年(1732年),新宁县发现嘉禾约18000穗。时任新宁县知事王暠上任仅一年就见到祥瑞,深感仕途有望,立刻献瑞。群臣按老规矩上奏,称这种多穗长茎的十分罕见,请求庆贺。谁知雍正竟下旨称“朕从来不言祥瑞。数年以来,各省嘉禾瑞谷,悉令停其奏报。”此时的雍正,帝位已经牢固,不再需要祥瑞助兴了。

  唐代祥瑞流程最为严谨

  并不是每个在执政合法性上存疑的皇帝都会热衷祥瑞,通过玄武门之变上台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例外。

  与历史上众多开国帝王一样,唐高祖李渊曾不断利用图谶、祥瑞为自己营造舆论。起兵初期,留守太原的李元吉就曾获一龙形青石,上书“李渊万吉”。但李世民即位后,称真正的祥瑞就是政治清明。其子唐高宗深受李世民影响,也很少接受献瑞。

  唐代政治制度发达,祥瑞管理体系也相当完备。唐律对祥瑞的奏报做了明确规定,形成了固定的仪制令,还有一套由地方到中央、由下到上的奏报程序。《唐律疏议》对诈称祥瑞的行为也做了规定,“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

  在经历了武则天当政时的献瑞风潮后,此后几任唐皇也热衷祥瑞。唐玄宗曾大兴祥瑞,名臣张说就留下了不少祥瑞颂,他早在武则天时代就是撰写祥瑞贺表的高手。唐代祥瑞贺表的书写有固定程式,作者大都具备极高的文学素养,韩愈所作《贺庆云表》便是一例。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唐代宗均利用祥瑞提升民众信心。名将郭子仪曾称朔方宁朔县有嘉禾,认为这是唐肃宗务农敦本,光复社稷,救百姓于水火的瑞应。

  但唐代宗之后的几任皇帝又开始下诏罢奏祥瑞。唐德宗执政期间,鄂州观察使何士斡曾献白鹿,唐德宗不纳。唐宪宗即位后,下诏称“所有祥瑞,但令准式申报,有司不得上闻”。

  唐昭宗执政时,曾有紫气出于昭德殿东隅,太监还寻得金龙子一枚,群臣称贺。唐昭宗称“朕不以金龙为祥瑞,以偃息干戈为祥瑞。”唐朝中后期皇帝不喜祥瑞的原因有二:一是国力衰弱,无法大兴祥瑞,二是通过罢祥瑞,体现对人道的关注。

  唐朝曾有一次重要的思想大讨论。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结合历史或政治问题阐发了“天人之际”的论题,赞扬“人道”而摒弃“天道”,主张天道与人事无关的“自然之说”,抨击天人感应说。

  满洲统治者入乡随俗酷爱祥瑞

  满人以少数民族身份夺取政权,对合法性问题也十分在意。《清史稿》里的祥瑞记录数不胜数,每个皇帝出生时都有异征。五色祥云的祥瑞,自顺治至乾隆年间共出现36次。顺治至康熙年间,真龙则出现了24次。

  清朝最不在乎祥瑞的皇帝是康熙,《清史稿》中有多次康熙拒绝献瑞的记载。比如于成龙曾献嘉禾,康熙认为“今夏干旱,幸而得雨,未足为瑞也”。他阅读史书时,也对历代王朝的各种祥瑞提出质疑。但在他之后,雍正因为执政合法性问题而热衷祥瑞,再之后的乾隆更是祥瑞爱好者。

  也是在清朝,号称最吉天象的“五星连珠”频频出现。这个著名祥瑞在清朝以前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康熙读史时曾这样批注:“五星行于天,度数不同,迟速各异,何由聚于一宿,虽史册书之,考之天文,断之以理,终不可信。”

  但在康熙之后,五星连珠反倒频繁起来,他的子孙们显然无视“终不可信”的批注。《养吉斋余录》记载:在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辛丑午时,嘉庆四年四月已丑,道光元年四月辛已,都出现了此天象。

  五星连珠指金木水火土五星聚在天空一方,本是正常天文现象,可百年间竟出现四次,这就是人为虚构。

  清亡之后,祥瑞并未随之消亡。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江西宜昌一具早就存在的无头恐龙化石被写进游记,发表于杂志,当地官员还电告北京,称“有了祥瑞,石龙现身”。更荒唐的是,北京周边闹了蝗虫,有官员说捕来的蝗虫头上都有“王”字。


  皇帝的宠物

  人喜欢养个宠物寄托感情,皇帝是人自然也养宠物。而且,在养什么宠物、怎么对待宠物上,因为完全没有限制,帝王们尽可由着性子胡来。

  有给宠物起雅号的:唐武帝李炎还在做颖王时,王府中就养有许多动物。他将其中可人者列为十玩,分别有雅号:九皋处士(鹤)、长鸣都尉(鸡)、猩猩奴(猴)、长耳公(驴)、茸客(鹿)、玄素先生(白鸥)、灵寿子(龟)、守门使(犬)、鼠将(猫)、辩哥(鹦鹉)。

  唐代的帝王,似乎都爱纵马斗鸡打猎玩鸟,尤其对鸟类更为偏爱。“太宗怀鹞”的典故出自李世民,事情是这样的:李世民得了一只漂亮的鹞子,正架在臂上把玩,抬眼看到魏徵,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魏徵明知有异,长篇大论地说了一通帝王应戒逸乐,以免玩物丧志的大道理,李世民只好耐着性子听着。等魏徵走后一看,鹞子已经闷死了。

  唐玄宗时,闲殿使管理下的后宫五坊中,鸟类就占有四坊:鹛坊、鹘坊、鹞坊、鹰坊(另一坊为狗坊)。玄宗李隆基把所养的黄莺称为“金衣公子”,岭南进贡的一只白鹦鹉,雅号“雪衣娘”。雪衣娘会背诵诗篇、念《多心经》,更厉害的是,它会帮李隆基赖棋。李隆基和杨贵妃、诸王博戏时,一旦皇帝势头不好要输,侍从赶紧召唤雪衣娘,雪衣娘就飞上棋盘乱扇乱踹,棋局也就不了了之。

  有就爱养大动物的: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养了一头大象,经过训练后可以在君臣宴乐时像模像样地跪拜起舞。据明人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元亡后这头大象被朱元璋运至南京,“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杀之”。

  也许是觉得大象比人忠诚,朱元璋让人做了两块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在元朝降臣危素的双肩上。朱元璋的曾曾曾孙子朱厚照(武宗)则养豹。据《万历野获编》,武宗的西苑豹房里养了一只文豹,“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廪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

  有给自己的宠物封官的:北齐后主高纬(就是李商隐诗句“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讽刺的那位),除了大肆给宫女、太监、俳优封官,他养的狗、马、鹰、鸡也被授以仪同、郡君、开府等官衔,还给它们特指官服、建造官邸,甚至可以上朝。

  唐昭宗李晔最喜欢的宠物是只猴子,跟它形影不离,并“赐以绯袍,号孙供奉”。在唐朝,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服绯,也就是穿上大红色的官服,如此说来这位孙供奉的官阶至少也是从五品。为此,连年落第的书生罗隐忿忿不平,写了首诗自嘲:“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有养宠物养到天怒人怨的:《促织》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起因就是明宣宗朱瞻基酷爱斗蟋蟀,每年都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皇帝,层层下达任务,甚至不产蟋蟀的地区也须进献,以至于民间发生了贴妇卖儿的事。其实朱瞻基总体上来说算个好皇帝,闲暇时斗斗蟋蟀也没什么,但弄到百姓家破人亡,就成了他的人生污点。

  有面冷心热其实是宠物控的:清朝的雍正皇帝有两只爱犬,一只叫“造化”,一只叫“百福”。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十年,他十几次下旨,为的就是为爱犬缝制衣服、打造狗窝。

  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给造化狗做纺丝软里虎套头一件。再给百福狗做纺丝软里麒麟套头一件。”仅一个月后的五年二月二十日,传旨:“原先做过的麒麟套头太大,亦甚硬,尔等再将棉花软衬套头做一份,要收小些。”到了雍正十年,也就是雍正在皇帝位子上的后期,再传旨:“貂皮狗衣一件、猪皮狗衣一件,因圆明园随侍年久,经夏虫蛀落毛,难以应用,欲另换做貂皮衣一件。再做一木匣盛装。”现在知道为什么雍正帝短寿了吧?就是因为操心太过啊,对宠物都这么无微不至。

  中国皇家身世最漂泊的宠物,恐怕要算圆明园的一条京巴,1860年火烧圆明园,英军上尉哈特·邓恩抱走了一只京巴,取名为“蠃逖”,小狗远渡重洋,最后成为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宠爱,它在白金汉宫的走廊里一直快乐地生活到1872年才死去。 (文/谭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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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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