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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次是国家公祭》第八章:实证祭
来源: 中国江苏网
作者:
2015-01-03 14: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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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次是国家公祭》

  编者按今年2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从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将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这是史无前例的法律决定,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推动和参与者,江苏省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与李慧联手撰写了长篇纪实文学《第21次是国家公祭》,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内幕,从今天开始,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和中国江苏网将连续刊登。

  第八章实证祭

  抢救遇难者名单和遗像、收集史料证物、寻访幸存者和见证人……多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为守护这段历史一再努力,而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也因此变得日益清晰。

  一、三次发掘考证万人坑遗址

  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16日,日军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平民万余人,囚禁在江东门原陆军监狱院内,傍晚押至对面荒地,然后放火焚烧民房照明,四周架起轻重机枪,向人群猛烈扫射,受害军民众生哀号,相继倒于血泊之中。后由南京慈善团体红卍会收尸万余具,掩埋于就近两个大土坑、一条壕沟内,被称为“万人坑”。

  南京市政府于1983年迅速决定为南京大屠杀30多万死难同胞建馆、立碑、编史,紧急着手开始筹建工作,并决定在这一“万人坑”遗址上建馆。

  1985年8月15日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遗骨陈列室内展示的“万人坑”遗骨。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只对这批遗骨现场进行了录像保存,而未按原貌保存。想不到竟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目标。1998年初,我访问日本。在东京集会,一个日本右翼分子直接指出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遗骨问题,并拿出在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争总结》一书中,公开指责是假遗骨与我较量。我当时十分气愤,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拿出过硬的证物来回击他们的无耻谰言。

  回到南京后,我就找来当年参与建馆和遇难同胞遗骸发掘工作的段月萍、赵卫等同事,问他们那些地方还有可能发掘出遗骨来?他们告诉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占地面积中,只有遗骨陈列室北侧的草坪上没有被动过土层,其他的地方都不可能再有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找来了几个工人,请原副馆长段月萍现场查勘。1998年4月30日上午开始发掘(对外公布时说是在整理草坪),很快便在馆内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北侧草坪坡上,挖出了四具排列密集的遗骨骨架,其中两具保存基本完整,另两具仅存下肢骨。我立即让停了下来,报请上级文物部门,要求按照科学的方法发掘考证。

  在江苏省文化厅、南京市文化局和南京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下,组成“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同胞遗骨埋葬地考古发掘队”,向国家文物局申请了“考古发掘证照”。

  考古发掘工作从1998年4月开始到1999年12月初步结束,陆续清理发掘出208具表层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骨。经过法医、医学、史学考古学等方面专家的鉴定和试验,证实这批遗骨就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被原地原貌地陈列在现场。

  这次遗骨发现时,正当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抛出反动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时候,遇难同胞遗骨的发掘,是再一次对日本右翼势力荒谬说法的有力驳斥,同时也为江东门集体大屠杀遗址提供了新的证据。

  2006年4月,在新馆施工工地,第三次发现了23具表层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遗骨。

  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经1984至1985年、1998至1999年和2006年三次考古发掘。它与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相互佐证,增加了陈列的份量和内涵,增强了陈列的可信度和震撼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遗址和丛葬地,于2006年5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二、三次幸存者普查建立档案库

  在新馆展厅内,有一处被观众誉为“世界之最”的档案墙,是由12000多份档案盒组成的,其中有4000多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档案,这是近几年来,本馆专门组织人员将馆藏的三个阶段幸存者资料经过精心整理后形成的。

  第一次大规模地调查幸存者是在1984年。为了更多地收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证,对活着的幸存受害者进行了抢救性的广泛调查。在建馆、立碑、编史的同时,有组织地对南京大屠杀的幸存受害者进行了普查,获得了175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资料。

  第二次调查是在1991年夏,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合作,利用暑假,动员组织了数千名中学生和部分老师,克服了汛情洪涝带来的困难,对1984年发现的1765名幸存受害者进行复查,此时已经去世300多人。在寻访幸存受害者的同时,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共同组织人员编写并摄制了电视录像教学片—《300000的控诉》,此片被中宣部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录像片,还被国家教育部指定为中学课堂教学专门录像片。

  第三次大范围的普查幸存者是在1997年。这次调查是由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委共同举办,日本全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联络会和旅日华侨日中交流促进会协办,取名为“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动员组织了南京市1.47万名大学和高中师生,还有26名来自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等地的日本师生,开展了寻找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受害者的活动,新发现1213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上述三次大规模的幸存者调查工作,为形成幸存者证言资料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军区档案馆,将这些证言录音带、录像带转成数据存入数据库,便于永久性保存和利用。

  三、寻访海外的铁证

  据我的详细考证,南京大屠杀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一共有39人。他们当中不乏商人、外交官、记者、医生、牧师、传教士等,其中的拉贝、贝茨、魏特琳等人,都留有南京大屠杀的亲笔日记。

  拉贝于1908年来中国,1938年4月回柏林。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任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由于德国人的特殊身份,他被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主持3.86平方公里安全区保护工作,最多时保护有25万中国难民。

  1995年8月,美籍华裔张纯如女士为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专程来遇难同胞纪念馆采访时,我们曾委托她代为征集当年留在南京的美、英、德等外籍南京大屠杀证人的资料,其中就有拉贝先生。1996年,张纯如通过德国教师协会网络,查访到曾在柏林某中学担任过英语教师的拉贝的外孙女赖茵哈特夫人,才知道拉贝已于1950年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幸运的是他留下致希特勒报告书等一批可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珍贵资料。经张纯如的劝说和转寄我的名片,赖茵哈特夫人亲手将报告书及其附件复印件直接寄给了我。

  拉贝先生留下的这批资料共有2460页,包括有关当时南京各种情况的记录,他与各方面外交人员的信件,当时德国新闻媒体关于拉贝作南京大屠杀演讲的报道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拉贝先生致希特勒的报告书及其附件共280页。这份报告书及其附件是用德文打字机打出,十分工整、清晰、文字通畅,几处重要的地方留有拉贝先生签名的手书。字里行间倾注了拉贝先生对法西斯分子的憎恨,以及对受害中国人民的同情。我们促成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袂,编辑出版了《拉贝日记》,还举办了《拉贝日记资料展》。

  我们还与多位在海外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外籍证人遗属建立了联系。除了原南京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侄女埃尔瑟?拉贝和孙子托马斯?拉贝外,还与原南京栖霞山难民营组织者卡尔?京特的夫人伊迪丝?京特夫人,丹麦的辛德贝格的外甥女玛丽安,以及美国的约翰?马吉牧师的儿子大卫?马吉等建立了联系,他们分别将自己亲人生前的相关资料和遗物捐赠给遇难同胞纪念馆,对丰富馆藏,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的国际大救援义举有着重要的价值。

  近年来,我们在国际上征集的文物比较多,征集这些文物的后面都有一些生动的故事。包括参加侵略战争的有名有姓的日本老兵及其日记,是日本友人松冈环、黑田薰和华侨林伯耀等人专门帮助给我们征集的。日方和中方提供的证据,虽然很重要,由战争之外的第三方提供的资料,则让证据显得更加全面。这些海外征集来的实物都清楚地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无可置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及李慧独家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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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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