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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掌故:古人如何买房

来源:   作者:  2016-10-09 10:20:00

  最近,房地产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作为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房子历来备受关注。

  在封建社会,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管理,大多采取限制人口流动的办法,由此形成了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求田问舍,先问亲邻”的制度,即在买房和买房时,要先问问族人和邻居是否答应。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员流动更加频繁。民国时期,不动产登记以及上海的银行按揭等政策,使得当时的房地产交易出现了新的特征。

  1古时卖房先问族人和邻居买不买

  在古代,因为生活的需要,也会有房产的交易,但整体来说并不像现在这么频繁和规范,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出于管理的目的,房产交易还有一些限制措施。

  西汉建立不久,大约在汉高祖刘邦的老婆吕雉吕太后当政的时候,朝廷颁布了如下规定:“欲益买宅,不比其宅,勿许。”(《二年律令·户律》)这条规定的意思是说,你想买房,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买的房子必须紧挨着你现有的房子。

  为什么会出台这样奇怪的限购政策,概括起来,有两个原因:

  首先,西汉初年土地私有化还不明显,政府不希望再出现土地兼并的状况,所以政府一方面限制出售:“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二年律令·户律》)凡是国家分给你的房子或宅基,你可以卖掉,但是卖掉之后就不能再申请分配了;另一方面限制购买,“不比其宅,勿许。”

  其次,出于管理的需要。西汉登记人口和房产,用的是很原始的“手实”加“举发”手段。家里有多少人,住多大面积的房子,你自己报,这叫“手实”。万一你为了少交人头税和财产税,少报人口和房子怎么办?不怕,政府鼓励邻居检举揭发,揭发属实,抓你坐牢,没收你的家产,一半家产充公,一半家产用来赏给检举揭发你的邻居,以资奖励,这叫“举发”。限制你只能购买紧邻的房子,等于是把你和你的家庭固定到了一处,这样一来,邻居便于检举,政府便于管理。

  进入唐朝,政策又变了。这期间,出台了一种持续了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用八个字来总结,叫做“求田问舍,先问亲邻”。唐朝的规定是这样的:“天下诸郡,应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唐会要》卷85)意思是说,全国不管哪个城市,包括土地和房产,想出售,先问你亲戚和邻居买不买。

  五代十国的规定更加细化,卖房的时候,先问四邻和族人是否想买,如果他们不愿,或者出的价太低,你才能卖给其他人。

  宋朝比五代十国时还要细致,还明确了征求意见的顺序:先问族人,后问四邻。

  元朝时规定,光口头上征求亲邻同意无效,还得立一张“问账”,让族人和邻居在上面挨个签字,大伙都同意你卖房了,你才能出售。明朝的规定跟元朝相同,事实上,一直到清朝,甚至到了民国,“求田问舍,先问亲邻”的规矩还在局部地区持续。

  民国初年,北京有个锦什坊街,锦什坊街有个马勺胡同,马勺胡同里有个小院,小院里盖了四间瓦房。这四间瓦房的主人姓胜,叫胜奎,满洲人。在满清倒台之后,胜奎丢了铁杆庄稼,坐吃山空,到了民国三年,不得不把小院卖掉。卖了多少钱呢?纹银225两。胜奎的房子卖钱不多,费的麻烦却不少。满清刚成立那会儿,限制旗人卖房,真要卖,只能卖给旗人,不能卖给汉人。乾嘉(乾隆和嘉庆两朝)以后,这个禁令形同废纸,政府的限制没了,亲族和四邻的限制仍然存在。胜奎为了卖房,得给本旗都统、本甲佐领送礼,给堂哥堂弟堂伯堂叔送礼,给周边的街坊邻居送礼,换来他们的书面同意后,才能把房卖出去。

  

  因为亲邻找麻烦而不得不取消交易、退换房产的案例屡见不鲜。1949年之前,有人在买房前,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让原业主的族人和四邻直接跟购房人联系,如有意见赶紧提,别等成交之后再找后账(参见1946年11月1日杭州《正报》第一版《国立浙江大学置产征询》,民国时期上海《申报》、重庆《新民报》等报纸也经常刊登类似启事)。

  买卖房屋,只要买主卖主两厢情愿就足够了,干吗还得经过卖方族人和邻居的同意呢?概括来讲,原因也很简单:首先,为了保护宗族财产不流失。古代中国没有明晰的完全属于私人的物权,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种层面都是既属于个人又属于族人的,尤其祖辈遗留的房屋,如果未经叔伯兄弟的同意就拿来出售,极可能会引起持久的甚至大规模的同族争斗,出于维护基层稳定的目的,地方政府要求“求田问舍,先问亲邻”。

  其次,人为设置亲邻障碍,减少住房交易,必定增加居民迁徙的难度,这样把百姓都固定到土地上,统计人口也好,征收赋税也好,勘破案件也好,都变得很容易。

  民国时期的房契。

  1919年底,鲁迅在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买下一处四合院。图为八道湾十一号旧影。

  2明朝禁止官员在任职地买房

  从元朝开始,还出现了一种有趣的限制购房政策:不许当官的买房。

  严格讲,不是禁止所有官员买房,而是禁止蒙古官员在原南宋统治区域如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买房(参见元刻本《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19《禁官吏买房屋》)。元朝制定这个规定,是有原因的:其一,蒙古人灭了金国、西夏、大理和南宋,在战乱中,平民死伤无数,那些平民的房子也因为无人看管而收归朝廷。在元朝初年,朝廷手里就握有大量房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分给官员。换句话说,大多数蒙古官员都能分到房子,没必要再去购买。

  其二,南宋灭亡后,一些蒙古人跑到江南做官,这些官员嫌分到的公房太小,就出去借住或购买民房。借住民房的不仅强拿强要,还强奸杀人;购买民房的蛮横无理,譬如一套房市价十万,他们只给五千,甚至一分钱不给,弄一张假合同,逼着原业主签字画押,那房子就成他的了(参见《至正直集》卷2《宋末豪民》)。这些蒙古官员激起了极大民愤,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元。为了抚慰江南、化解民怨,元世祖忽必烈颁布了禁止蒙古官员在江南购置产业的严令。

  到了明清两代,不许官员买房的政策进一步扩大化,朝廷禁止所有官员在工作所在地买房。明朝的规定是这样的:

  “凡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明代律例汇编·万历问刑条例·任所置买田宅》)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最后还要没收你买的房子。

  清朝的规定除了照搬明朝上面这一条法律外,还对旗人有所限制。

  “旗员历任外省,有在任所置产者,勒限责令,变价回旗。如有隐匿不报,查出财产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议处。”(《乾隆实录》卷8)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拍卖所得归政府所有。如发现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当地官员也有责任向朝廷举报,如不举报,一旦查出,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

  原因其实很简单:官员受贿的形式多种多样,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既然难查清,干脆就不让他们在工作所在地拥有房产。不管是谁,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就默认他是贪污,就摘他的乌纱帽,打他的屁股,没收他的房子。

  更有意思的是,在乾隆时期,不光严禁旗人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还严禁旗人官员带着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儿子上任。旗人在外地做官,其儿子(也包括孙子、侄子和外甥)如果不到十八岁,可以跟着他在工作所在地居住;如果超过十八岁,必须送回北京。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跟当时旗人子弟过于蛮横有关。据《乾隆实录》记载,旗人在外地做官,其子弟如果跟着上任,则会祸害地方百姓,碍于旗人官员的面子,地方又很难惩罚他们,乾隆思来想去,干脆把这帮“衙内”留在北京,强迫他们跟他们当官的爹分开。因为北京是天子脚下,旗人子弟再横,也不敢在皇帝跟前发威,这样管束起来就容易多了。

  3晚清可分期买房民国上海可按揭

  现在人们买房,钱不够,可以分期,也可以按揭。分期是直接跟开发商打交道,把不能一次付清的房款分开来交;按揭是先让银行代付,把房款一次付清,然后每月还钱给银行。追溯历史,分期和按揭都不是新鲜事物,分期购房曾经在满清时期的北京盛行,按揭购房曾经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盛行。

  满清时期北京的分期购房,仅限于旗人。满清前期对旗人施行的是免费分房政策,原则上,一品官分20间,二品官分15间,三品官分12间,四品官分10间,五品官分7间,六品官分4间,八品官分3间,九品官和没有品级没有工作的普通旗人每人分两间,只要是旗人,人人有房住。

  后来公房不够分了,旗人内部苦乐不均,清廷开始搞房改,免费分房变成了“福利购房”——朝廷按优惠价把公房卖给旗人,一家只许买一所,不许多买,不许骗购。然而即使按优惠价,也有一些旗人买不起,不能一次缴清房款,于是从乾隆年间起允许分期,房款在千两以上的,可以首付一半,剩下的8年之内付清。

  嘉庆即位后,旗人分期购房成为定例,无论总价多少,都是首付一半,还款期限则视房款而定,500两以上的7年付清,300两以上的6年付清,100两以上的5年付清,如果房款在100两以下,限4年付清。旗人分期购买公房无需付给朝廷利息,只要在朝廷规定的还款期限内还清就行了,这也算是朝廷对旗人的一项优惠政策。

  进入民国,分期购房不常见,按揭购房却在上海流行过。

  民国十六年,著名中医陈存仁在上海老城区买房,一幢两层小楼,卖方喊价25000块大洋,陈存仁手头只有5000块,从朋友那儿借了10000块,钱还是不够,只好先签房契,然后拿着房契去某个钱庄求助。钱庄用房契做抵押,替陈存仁付清了余款,陈某住进新房之后,再向钱庄还本付息,什么时候清账,什么时候拿走房契。这就是典型的按揭购房,只不过当时办理按揭的是钱庄,而不是银行。也有银行提供按揭服务的,像在上海开设分行的花旗银行和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都有按揭项目。

  1936年3月4日的《申报》评论说:在上海买房跟在其他城市买房不一样,在其他城市买房,必须攒够全款,所以房地产交易量不大,房价也不是很高;而在上海,“以三四成之垫本,即可购置产业,向中外行商押抵六七成之借款”,只需要首付30%到40%,就能去中外金融机构办理按揭,买下房子。民国时期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一枝独秀,原因之一就是可以按揭。

  身在北京的鲁迅就没有这么幸运。1919年底,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房,买的是一处四合院,前后三进,房子二十多间,总价3500块大洋。除了这笔房款,鲁迅还得付给房产中介173块大洋的佣金,办房产证时又要缴给政府180块大洋的契税和印花税,另外为了安装自来水,还得向自来水公司缴纳初装费115块大洋。房款、佣金、税费、自来水初装费,几项开销加一块儿,差不多4000块大洋了。鲁迅刚上班(此前因为辫子军进京,鲁迅从教育部辞职),没那么多积蓄,把绍兴老家的祖宅卖了,还是没凑够,只好去银行贷了一笔500块大洋的短期贷款,为期3个月,月息“一分三厘”。

  一分三厘就是1.3%,折成年息是15.6%。现在去银行办按揭,为期10年或者15年,年息也不到13%,而鲁迅短短3个月的贷款,年息竟然超过15%,利息实在是高。

  不是银行坑鲁迅,在整个民国时代,银行的利息都比现在高得多,以当时天津、上海、北京三地的国有银行为例,为期一年的普通贷款,利息最低10%,高的则在16%以上。而且还得有地契、商铺、定期存折之类的物品做抵押,要是没有抵押,就必须有富商或者知名人士做担保。而当时民间高利贷的利息,月息一般高达8%,还是“驴打滚”的复利,折成年息在150%以上。

  4孙中山呼吁不动产登记

  古代中国没有房管局,也没有房本,古人买卖二手房,其产权证明主要就是那张房契,如果要过户,只能让房契过户:买卖双方重新签一张房契,然后去衙门缴纳契税,让县太爷在房契上盖一个红戳儿,再撕下房契的存根部分,留在县衙里作为备案就行了。

  想让房契过户,必须得缴契税,这个规矩从北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其中契税税率一直在变,最低2%(宋仁宗即位时),最高9%(康熙平三藩的时候),再加上各种各样附加税,最多能占购房款的16%。

  为了省下这笔钱,古人买房往往并不过户。房产交易不过户,遇到购房纠纷会非常麻烦,所以从北宋到清末,历代政府都在劝说购房者过户,这样做一是可以减少纠纷,二是还能增加政府的契税收入。

  问题是过了户也不一定安全。古代政府没有电脑,档案管理异常混乱,县官每隔两三年就能换一届,假如新上任的县太爷是个糊涂蛋,是极有可能把购房者留作备案的房契存根(清朝称之为“契尾”)弄丢的。存根丢了,新业主的不肖子孙再把房契弄丢了,从此无凭无据,你说房子是谁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三言二拍》这些书里,房产纠纷俯拾皆是,其中关键原因就是交易混乱、产权不明等原因所导致。

  进入民国,孙中山先生为了厘清产权,减少纠纷,呼吁进行不动产登记。各地政府先后响应孙先生的号召,纷纷在地方法院下面设立“登记处”或者“登记局”,让当地业主都主动去法院申报房屋位置、房屋面积、房屋质量和房屋现值,登记处或者登记局先审查,再公告,确信没有产权纠纷了,再登记备案,最后发给业主一张《不动产登记证》。

  1925年4月,北京地方审判厅登记处在全城张贴不动产登记布告,是用白话文写的:

  

  “本厅自民国十一年九月一日创办不动产登记制度,已经印发过十几万张传单,对大家说明了。北京的土地房屋自庚子变乱后,关系很复杂,有补签的,有失契的,有盗典、盗卖、盗押的,打官司的实在不少,一经登记处登记,权利就算是永远确定了,什么盗卖伪造的事情均敢保其没有,即万一遇到兵灾水火,契据丢失,不须登报声明,不须找铺保补契,就可以对抗第三人。从本年4月1日起,土地房屋每价值千元,只收一元登记费。”

  这份布告向广大市民重申了不动产登记的好处,也公布了不动产登记的收费标准:土地房屋每价值一千块大洋,登记费只收一块大洋,千分之一的收费率。怎样来确定“土地房屋价值”呢?那时候的做法特别简单,法院不去估价,完全靠老百姓自己申报,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那有人说了,既然报多少就是多少,为了少缴费,就使劲往少里报,可以吗?可千万别这样,因为孙中山给民国《土地法》有规定:只要业主申报的房价明显低于市价,政府就有权利按照他申报的价格强行征收。

  古代名人的买房故事

  李开周

  白居易在任职九江司马期间,盖的“庐山草堂”。

  从古至今,买房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古代,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都曾为房子奋斗过,在他们留下的诗词歌赋中,人们能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

  白居易

  做官十八年在长安买房

  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九岁,他来到长安,拜访了当时的文坛大腕顾况,顾况看了他的名字“白居易”仨字儿,调侃了一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顾况看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后又说了一句:“得道个语,居亦易矣。”虽然如此,但白居易后来的经历,还是证明了一点:长安居不易。

  803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先后通过了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选拔考试,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秘书省做校书郎(有点儿像现在国营出版社的一个高级编审)。

  白居易运气好,一入仕途,朝廷就调整了官员的薪酬,不但不再停发、减发工资,而且还把京官、外官的工资标准都上调了,低级文官所能领到的薪水,比起李白做翰林供奉那会儿高多了——李白在翰林院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2000文(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不足1000元),而白居易做校书郎,每月却能领到16000文。白居易任职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社会经济恢复了元气,跟李白时相比,白居易那时的铜钱并没有贬值,一文依然相当于人民币5角。他月薪16000文,折合人民币80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

  靠这些薪水,白居易能买房吗?不能。白居易自己回忆道:“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里,长安城中一个小区,位于东城根儿,是很偏僻的地段。这段话的意思是,公元803年,白居易做了校书郎,跑到长安东城的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在那儿安顿下来。

  805年,白居易三十四岁,做校书郎已有两年,白居易想把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搬到长安,跟自己一块儿住。可是,他租的那座亭子再添丁加口,肯定紧张。如果在长安买一大套,以他目前的收入和积蓄,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农村房价大多都很便宜,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一位名叫卢川素的官员,卖掉他在江苏泰州某村庄购置的院落,还包括房前屋后的若干田地,总售价才10万文。

  白居易在农村买房之后,让母亲和弟弟搬到了渭南新家,他自己还在常乐里租房住。不过每逢旬休(唐朝官员每十天休假一天,十天为旬,故称旬休),他就骑着马去渭南跟家人团聚,第二天再赶回去上班。

  806年,白居易三十五岁,校书郎任期已满,他退掉在常乐里租的亭子,跟同事兼好朋友元稹一块儿去靖安里东侧的永崇里租房,在那儿温习功课,准备参加晋级考试。后来考试通过,白居易被派到陕西盩厔(zhōu zhì)县当县尉。

  807年,白居易从盩厔调回长安,做了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这时候他的月薪是25000文,白居易仍然租房住。在哪儿租房呢?新昌里。后来他又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工资再次上调,月薪四五万文,此外还能领到200石禄米,每年总收入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白居易租了一所大房子,位于长安南城的昭国里,不再住偏僻地段了。

  821年,白居易五十岁,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白居易有诗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他说自己租房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二十年是约数,实际上是十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时,常去庐山逛。庐山上有两座寺院:东林寺和西林寺,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采了得,请他给一故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

  苏东坡

  为父还债救济穷人不买房

  苏东坡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苏洵进京赶考,名落孙山。回四川老家时,途经嵩山,见到嵩山风景好,就想在那儿买地盖房。后来因为没钱,便作罢。

  苏洵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每次都是名落孙山。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在欧阳修的举荐下,终于可以不用参加考试,获得了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乌纱帽。主簿是宋朝最低级别的文官,当时这个职务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薪水。

  苏洵一上任,就在首都开封宜秋门外买了一所相当漂亮的花园住宅。苏洵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收入,而这所花园住宅的标价是8000贯,就算他不吃不喝连续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所房子,他是怎么筹够房款的呢?借钱。苏洵的二哥苏涣是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远高于苏洵,所以苏洵买房的时候,主要是跟二哥借的钱。在开封买房七年后,苏洵病逝,还债的重任也就落到了苏东坡和苏辙头上。

  苏东坡和苏辙要比他们的父亲苏洵争气,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东坡和苏辙都顺利考上了进士。按照北宋的选官制度,考中进士并不代表可以做官,进士只是一个学位,要想进入官场,还必须通过朝廷举办的考试。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苏东坡兄弟一起参加考试并一起通过,然后在嘉祐六年又通过了另一场考试,此后苏辙留到京城,苏东坡去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那时候,苏东坡才二十五岁。

  苏东坡每月薪水20贯,此外还有400亩的职田。所谓职田,就是朝廷为了让地方官衣食无忧,专门划拨给他们的耕地。把400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800贯左右。此时,苏东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但是苏东坡直到三年后调离凤翔时没有买房,因为他把自己的收入都用来替父亲还债了。

  宋仁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被调到杭州任通判,月薪涨到了30贯,职田增加到700亩,年收入大约在1800贯左右。可是苏东坡仍然没有买房,不是不想买,而是因为他的开销太大。

  他去杭州赴任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去杭州的还有他小时候的奶妈任采莲,以及他的侄媳妇和两个侄孙。慷慨好施的苏东坡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同时还在继续归还父亲在世时欠下的债款,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离任时的积蓄只有几百贯钱。

  再后来,苏东坡去密州做官,年收入已经超过了2000贯,还是没有买房。这时候他已经还清了父亲欠的债,但他似乎对房子的兴趣不大,总是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苏东坡后半生的仕途很不顺利,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就算他想买房,也已经买不起了。从他流传于世的诗文可以得知,此时的苏东坡每次进京述职,都是借住朋友家的房子(苏洵在世时购买的那所住宅后来被卖掉了)。

  1084年,苏东坡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

  海瑞

  为官清廉辞官回老家买房

  根据资料记载,明朝时的房价不算高。崇祯五年(1632年),安徽省休宁县居民金运出售双层楼房一幢,上下五间,占地一分,卖价只有30两银子(《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972页《明崇祯五年休宁县金运卖楼屋红契》);崇祯十三年,北京崇文门大街居民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五间房,带门面,一分为二,卖给两个买主,总共要价56两银子(《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996-998页《明崇祯十三年大兴县傅尚志卖房官契》)。

  由此可见,崇祯年间,只需要花几十两银子就能买一幢独栋小楼或者一处小型四合院。其实不光崇祯年间,整个明朝房价都不高。以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为例,跟朱元璋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王、郡王和奉国将军们,都能享受到免费分房的福利,如果没有房子可分,就直接拨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去买。拨多少,有定例:亲王拨给上千两;郡王拨给几百两;那些县主、县君、中尉、乡君之流,每人拨给几十两银子。换句话说,几十两银子够当时一户普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

  不过,明朝房价虽然如此之低,海瑞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买上房子。

  海瑞(1514年—1587年),41岁时任福建南平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46岁任淳安知县,52岁户部云南司主事(财政部当副处长),57岁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副部长),58岁那年,以侍奉母亲为由,辞去官职,回到海南老家,买了一套房子(72岁时,海瑞重新被征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

  有必要说明,在买房之前,海瑞没有分过任何房,更没有动用职权强占或者低价购买房产。不是海瑞作秀,是他早先根本买不起。

  为何买不起?首先,明朝官员工资低。海瑞当县长那会儿,年薪只有60石老白米,完了还要打折,这在明朝叫做“折色”。即便不“折色”,一年无非也就这60石大米,全部卖成钱,撑死了30两银子。其次,海瑞一家开支大。海瑞是清官,无可挑剔,但清官未必不纳妾。海瑞一生中,结过3次婚,纳过3回妾,大小老婆加一块儿至少6个,有过两个儿子和3个女儿,再加一个非常长寿、非常抗折腾的老太太,另外还有丫鬟仆人若干名。这一大家子的花销全指海瑞一个人的工资,能不欠债就不错了,攒钱是绝对攒不住的。

  

  当然,最关键的一条原因是海瑞不贪污。举个与海瑞同时期的贪官例子:严嵩。严嵩是内阁首辅,一品大员,按照明朝的工资制度,他一年最多能领到1044石的薪水。实际发放,即使不“折色”,也就8万多公斤大米,折成人民币不过40万元。可是嘉靖四十一(1562年)年江西巡按奉旨查抄严嵩家产,搜出了价值222万两银子的财产,折合人民币大约18个亿。这还不算完,严嵩光在江西一省就有36处别墅,严家名下居然拥有房屋6600间、土地27000亩。

  跟海瑞同一时代的另一位权臣张居正,年薪与严嵩等同。然而万历十年(1582年)朝廷派人抄他的家时,搜出了黄金两千两、白银10万两、黄金器皿600多套、黄金首饰748件、珍珠玛瑙水晶象牙犀角玳瑁以及古玩字画不计其数。

  当时查抄家产的太监给张居正位于北京的住房估了价,认为能卖到10670两。而海瑞58岁那年在海南买的房,总共才花了120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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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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