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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俗世里的精神坚守

来源:   作者:  2016-11-17 09:36:11

  历史上,小说的地位不高,是“三言二拍”,是“弄堂里的故事”,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出身卑微,是因为它“从俗世中来”。确实,小说是通过描写人的俗世生活、家长里短、爱恨情仇、男欢女爱、炎凉世态等等,来展现人类活着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精神世界的。这注定小说家要备具一颗世俗的心,对俗世生活保有常人鲜有的敏感和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写好生活中那些世俗的人,琐细的事,乃至微妙的情。所以,小说固然要从“小处”着眼,要说小事,要从“生活源头”下手,从一个人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这样日常的生活起头。

  好的小说家,从来不是抽象地写一种生活,而是要照着熟悉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器物,风景,习俗,人情冷温暖,气候变迁,道路的样子,食物的味道,说话的口气,衣冠的穿戴等等,去编织生活。生活是有形的,有一个“壳”。小说家若不能编制一个坚固的俗世生活的外壳,人物的心灵就没有容器来盛装,读者也无从得知人物内心是怎样成长的,情感是怎么演变的,挫折或苦痛怎么拷打人的。生活有形,人心(灵魂)无形,只有用“有形”去装“无形”,“无形”才会变得“有形”,才能看得见、摸得着、握得住。否则人心(灵魂)随风而去,遁入空门,小说也就没了价值。比如一只破罐,非但盛不了东西,也是不美的,只能当垃圾丢掉。

  所以,小说家必须要做两件事:一是要造好日常生活的“壳”,这就要求把小说写得生机勃勃,有滋有味,像模像样,每一个表情都有出处,每一个细节都落到实处;二是要在“壳”里炼制好灵魂生活的“芯子”。壳是外生活,心是内生活。有壳无心,是蜡像,不是活人;有心无壳,是哲学,不是文学。壳结不结实,好不好看,是手艺活,关乎美学。所以,也有人说,哲学是父亲,美学是母亲,他们的孩子是文学。

  一定意义上说,小说家都是生活的专家。按沈从文先生的说法,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小说家不能对生活犯常识错误,那样壳破了,读者就会不认同你,甚至嘲笑你。比如前不久,我看一篇小说,讲到二战时期中途岛上“腾起一架喷气式飞机”,我心里在笑,那时候喷气式飞机尚在研发中,怎么飞得上天?那时候飞机都是螺旋桨的,这就犯了常识错误。这种错误像饭碗里的一只苍蝇,会让你对整碗饭都不信任,倒胃口。前些年电视上冒出一堆抗日电视剧,被观众嘲讽为雷剧。为什么?因为常识性的错误太多,把八路军搞得那么神勇,把日本兵弄得那么软蛋,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我们经常说“真善美”,失去了真,一切都无从谈起。真是建立常识基础上的。常识是知识,也是人情世故,伦理道德,天地良心等等。

  生活无处不在,人人有份,但也并不是什么样的生活都可以用来写小说。毕竟,小说从俗世中来,目的是要“到灵魂里去”。进入小说中的生活,必须经过作家的选择、过滤和重新组织。作家不能沉溺于生活中的某种个人趣味而不能自拔。趣味也要有“常识”,要筛选,要经得起灵魂拷问。有一段时间,文学界流行写小事,写私情,写欲望,写细碎的生活,写心灵的乱象,一些作家甚至津津乐道于此。生活固然有颓败、黑暗的一面,但小说家不能直接展示这些颓败、黑暗,因为人的生存不止于这些表面的乱相和败象,其背后有复杂的心灵挣扎和精神冲突。小说终归不能满足于表达外生活,而是要深入内生活,要追问,要挖拓人精神的深度、广度,要敞开人灵魂的纵深感,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光,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

  这就是说,尽管作家的世俗心任何时候都必须是活跃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深入、认知,不抗拒生活对他们的呼唤,怀有一种饱满的创作热情;但另一方面,作家对庸俗的趣味、赤裸的欲望,对人类内心黑暗的经验以及那种令人下坠的力量,也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和立场。好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放弃他的批判性,作为人的良知,作为世道人心的捍卫和坚守,作为作家的尊严和责任。作家的心中必须有一方净土,无论生活如何喧嚣,无论作品写得如何花红柳绿,他都要努力守护好这块净土。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他说出了文学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小说要探索人精神匮乏背后的真相、悲哀之中的仁慈、乱象之中的坚定,以及冷漠人群中隐藏的那颗温暖的心,从而让我们活得更沉着,更勇敢。

  毋庸置疑,时代变了,文学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我以为,在一个文学已经越来越无力的年代,作家更要有所放弃,有所坚持,有所捍卫。文学不是欲望的加油站,相反,它应是欲望的制动器,是加速度的反速度。文学核心的价值是要展现出人类心灵的高度,以及活着、活好的勇气。它拒绝在俗世里沉溺,拒绝心灵被遮蔽,拒绝人心变坏,世道变黑。小说作为文学家庭里的重要一员,理应对人世保持批判的姿态,对人心发问,校正灵魂,清理污浊,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真善美”的理想世界,并发现一种值得我们为之折腰、甚至为之牺牲的精神向度。只有这样的创造和发现,小说才有价值,才有生命力,才会有读者把它一代代传承下去。(文/麦家)

  选自散文集《接待奈保尔的两天》,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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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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